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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3 09:21 来源:有问必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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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及其意义
发布时间:2018-11-13 11:38   作者:郭齐勇   来源:《人文天下》2018年3月第6期    点击:[]

王阳明的一生是短暂的, 仅有五十七年, 但他留给世人的财富却是无穷的。阳明心学绝不仅仅属于中国, 也绝不仅仅属于古代, 其思想所焕发的光芒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深刻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

一、阳明心学要旨

(一) “心即理”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根本观点。在阳明以前, 和朱子同时代的陆九渊也主张“心即理”, 故而有人把陆王的学问并称为陆王心学。但实际上, 陆九渊的“心即理”是通过体悟孟子而来, 而阳明的心学则是通过和朱子长期对话, 不断体证、不断探索而来的。

何谓“心即理”?程朱理学主张向外去求理, 将天理良心打成两截。阳明则认为:“心之体, 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 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这个“性”就是天性、天理, 是天赋予人的善性。在他看来, 父母身上并未蕴藏孝的道理, 君王身上并未蕴藏忠的道理, 同样, 朋友、老百姓身上也并未蕴藏信和仁的道理。这些道理都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因此, 人不必求理于外。且此心不是肉团心, 而是道德心、本心。本心就是一个, 其在不同的情况下马上就发而为仁、孝、忠、信的道理;反言之, 这些道理不过是本心在发用流行中呈现出来的道德准则。每个人心中本来就具有敬老孝亲、忠于职守、言而有信、仁民爱物等道理, 才能事父母以孝, 事朝廷以忠, 交友以信, 治民以仁。

“心即理”的提出具有极大的思想价值。在朱子看来, “性”和“理”都是形而上的, 而具体事物则是形而下的, 形而上的天理依附于形而下的事物而存在, 进而主张向外修养求理, 即通过形而下的事物通达形而上的天理。但是, 阳明的“心即理”打通了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形而上的天理以及形而下的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 将三者统合在本心之中。因此, 他主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去掉人欲之私, 不断彰显本心蕴藏的光明。

《传习录》载:“身之主宰便是心, 心之所发便是意, 意之本体便是知, 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 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 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 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 无心外之物。”此处的“物”, 是与“心即理”的“心”关联着的, “物之理”实际上是“心之理”在物上的落实, 即道德原理与道德法则, 而不是客观知识性的理。这些道德原理和法则, 只能来自于继承了天性、蕴含了天理的本心, 而不在物的自身。“心之理”落实到事物上而得其宜就是“义”。因此, 求义或者求理, 就只能在本心上求, 而不能在外事外物上求。为了避免将“义”看成外在性, 同时也为了强调“义”和“理”本于“吾心”, 阳明采取了“心外无物, 心外无事, 心外无理, 心外无义, 心外无善”等极为绝对的表达方式。

但“心外无物”并非是对事物客观实在性的否定。以观花为例, “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此“寂”意指不彰显, 而非不存在, 这首先就肯定了花的存在是客观的。“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所谓“一时明白起来”, 是指有了意义与价值, 而意义与价值的赋予, 则离不开“你来看”。你不来看, 这个花与你的心无关, 也就无法“明白起来”, 自然没有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 你的心也不活动, 没有赋予任何东西以意义和价值, 这就叫“同归于寂”。只有你来看, 赋予花以意义和价值, 此花颜色才“一时明白起来”, 花的价值和意义, 由观看者的心来赋予, 与心不可分, 所以“不在你心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 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这是说, 对于艺术的欣赏, 只对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来说才有意义。可见, 阳明的“心外无物”并不是针对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而存在这类问题而发的, 而是与他对“物”的特殊规定以及他的整个思想系统密切关联着的。阳明讨论的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而非存在本身。存在是客观的, 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则由人来赋予, 如果离开了心, 那就是没有意义的世界, 不是这个世界不存在, 而只是僵死的存在。这是“心外无物”的根本意义, 也是心学体系中心物之间的根本关系。

(二) 知行合一

阳明曾言:“外心以求理, 此知行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 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可见, “知行合一”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之上, “心即理”和“知行合一”并非两个命题, 实则是一个命题。

从《传习录》来看, 阳明在论及知行关系时, 反复强调“知行本体, 原来如此”。他有时又将“知行本体”称为“知行之体”“知行体段”。“知行本体”包含两层意思。第一, “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这里的“本体”, 就是本来面貌的意思, “知行本体”也就是指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本来一体;知行分离, 也就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违背了知行本体。第二, “‘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 即是良知良能”。这里的“知行本体”, 是指“良知良能”。“良知良能”是孟子的说法, 是指无需经过后天的学习、先天具有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能力, 实际上也就是本心, 就是“心即理”之心, 或者叫“心之本体”。二者相较, 后一种“知行本体”的含义无疑更为根本。只有理解了“知行本体”的两层含义, 尤其是后一层含义后, 才能真正理解阳明的“知行合一”。

知行之所以能够合一, 在于人自身就有“知行本体”。这个“知行本体”, 既是“心即理”之心, 也是“良知良能”。一方面, “心即理”表明此“知行本体”自身即为立法原则, 赋予了事物以道德秩序与准则, 所以要认识这个道理、要行这个道理, 无需“外心以求理”, 只需“求理于吾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 知行统合于人的本心。另一方面, “良知良能”表明此“知行本体”本身还是道德认知原则与践履原则, “见父自然知孝, 见兄自然知弟, 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 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见到小孩子要掉进井里了, 人当下即起恻隐之心, 当下即去援手相救, 这就是“本心”的自然显露和发用, 就如同见漂亮的事物产生倾慕, 闻到恶臭时自然感觉厌恶一样, 不需要掺杂刻意的思索, 也不需要在思索之后再有意识地采取某种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 知和行之间也没有丝毫的间隔。这是道德的直觉、正义的冲动。正因为人有这样一个“心之理”的心, 或者“良知良能”作为人的知、行活动的根本依据, 也就是“知行本体”, 所以阳明才说:“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 只说一个知, 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 已自有知在。”可见, 知和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既然只有“心即理”之心才是“知行本体”, 那么, 被物欲私欲所蒙蔽和隔断的心当然不是“知行本体”。所以, 阳明强调要“复那本体”, 不可使此本体“被私欲隔断”。“我今说个知行合一, 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 便即是行了, 发动处有不善, 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 须要彻根彻底, 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凡是“知行本体”所发出来知, 则必能行, 这就叫“一念发动处, 便即是行了”。“不善的念”不仅不是“知行本体”所发, 反而遮蔽和隔断了“知行本体”, 只有将此不善的恶念彻底根除, 才能“复那本体”, 使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互相吻合, 从而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这是知行合一的本体论含义, 也是根本含义。人有欲念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要用道德理性去克服自己的心魔, 克服声色犬马的欲念。他深知“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 要防患于未然, 要从人的一点恶念处入手, 不使邪念进入现实中为非作歹。

阳明是从道德出发来讨论知行工夫的, 在他看来, 知必须表现为行, 能知必然能行。知与行相即不离, 两者是同一工夫过程的不同方面。“行之明觉精察处, 便是知, 知之真切笃实处, 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 便是冥行, 便是‘学而不思则罔’, 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 便是妄想, 便是‘思而不学则殆’, 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一般来说, “明觉精察”是形容知的, “真切笃实”是形容行的, 但阳明强调, 人在知的过程中要抱有“真切笃实”的态度, 在行的过程中要保持“明觉精察”, 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 这样的知才是真知, 这样的行才是真行。这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论含义。当代所言“知行合一”, 已不是道德范畴、意义上的, 而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 这是今人与王阳明的根本不同。

(三) 致良知

阳明曾言:“吾平生讲学, 只是‘致良知’三字。”可见, “致良知”是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良知”二字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 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 无不知敬其兄也。”所谓良知, 就是指人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爱亲敬长就是良知的最初的自然体现。“致”字则出自《大学》的“格物致知”。阳明创造性地将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 实现了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的融合为一。

首先, 在阳明那里, 良知是一个贯通天人的概念。他说:“心之本体即是性, 性即是理。”性是天性, 理是天理, 心之本体是本心, 也就是良知, 三者之间是对等的关系。所以, 宇宙间最根本的秩序也就是“天理”, 天对人的本质性规定也就是“天性”, 以及人的道德本质和主宰也就是“本心”, 三者就完全贯通起来了, 本心或良知于是直接成为天理的具体表现和生发之源。

其次, 阳明所讲的良知, 又指“随时知是知非”的道德认知与判断能力, 是一个贯通体用的概念。关于这一点, 《传习录》中有多处体现: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 是非只是个好恶, 只好恶就尽了是非, 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是非之心, 不虑而知, 不学而能, 所谓良知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 自然明觉发见处, 只是一个真诚恻怛, 便是他本体。”

良知会自动地呈现于心并为主体所觉知, 即人的至善本性在是非知觉中的当下朗现。这种是非知觉里必然蕴含着应当如何的道德原则, 以及道德选择的方向。这个原则就是天理, 依据天理进行道德判断, 甚至产生意向性活动, 就是道德实践。能够知善知恶的良知, 既是至善本体, 又是至善本体的功能和发用。所以说, 良知的概念贯通了体、用两个方面。总之, 阳明五十岁前后提倡的“致良知”之学, 实际上是在早年“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也蕴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主要理论内容。

正是在兼具“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 阳明将良知视作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赋予了天地鬼神万物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是价值意义的创造本源和主宰力量, 具有绝对性和根源性。人有此良知, 就可以和天地宇宙会通, 可以充当宇宙天地之心, 从而肩负起协理宇宙天地万物的责任。正因为良知如此重要, 所以阳明断定:“‘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 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良知既是“性与天理”, 又是道德认知与判断。因此所谓“致良知”, 也就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不断地向至善的道德本体归复, 以达到极致。“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这个“致”字既作名词, 有极点、终极之义, 又作动词, 有向极点运动之义。“致良知”就是使良知致其极, 就是扩充良知本体至其全体呈露、充塞流行, “无有亏缺障蔽”。人生中良知充扩至极的过程是无限的。一方面, 良知本体的至善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为人们的道德践履和成圣成贤的追求提供了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成尧舜”的道德洞见, 能有效促使道德主体挺立, 激发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 又要对良知本体在现实环境中作用流行的相对性、具体性以及致良知过程的无限性保持清醒认识, 以防道德主体的自我膨胀、猖狂及虚无。第二层意思是“依良知而行”。“致”字在这里相当于“行”字, 致良知即“行良知”, 即依良知而实行。阳明更为强调这一面, 他说:“尔那一点良知, 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 他是便知是, 非便知非, 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 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

阳明心学具有个体性的特征, 也具有感性的特征。康德哲学只强调道德理性, 未强调道德感性。儒家哲学和康德哲学的不同在于调动了恻隐、羞恶、是非等道德情感的力量。所以, 良知是主宰, 是行为的准则, 是真实的、感性的、个体性的东西, 是生命的意义所在。“致良知”说既简易直截又内涵丰富, 将阳明的整体哲学思想完满地表述出来, 标志着阳明哲学建构的最终完成。

(四) 生态智慧

阳明继承了先前的儒家思想, 对自然万物, 包括草木、鸟兽、山水、瓦石等, 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 强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重点发挥了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仁民爱物”、荀子的“礼有三本”、张载的“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以及程颢的“仁者,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等思想。在他看来, 不仅是动植物、自然之物(如石) , 甚至人造之物(如瓦) , 因其源于自然, 又是人造的且成为人生存的必需品, 也都有生命, 都要顾惜。他认为, 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整体, 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 但动植物仍有自身的价值。阳明肯定天地万物都有自身的内在价值, 要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阳明在《大学问》中指出:

“大人者,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 其视天下犹一家, 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 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非意之也, 其心之仁本若是, 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 而必有不忍之心焉, 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 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 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 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 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大人能够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且“非意之也”, 本来就是一体的。人见到不同类的鸟兽的哀鸣觳觫, 会产生不忍之心, 这是他的仁德之心与鸟兽合为一体了。鸟兽与人一样都有知觉, 但人见到草木的摧折, 必有悯恤之心, 这是他的仁德之心与草木合为一体了。草木犹有生命, 但人见到瓦石之毁坏, 必有顾惜之心, 这是他的仁德之心与瓦石合为一体了。

阳明强调天地万物都在良知、灵明等精神性的一体之中, 都具有良知、灵明。在这个意义上, 人类并不高于山川动植, 山川、鸟兽、草木、瓦石等类也各有其精神和价值。阳明重视人与万物一体同源的体悟。如此, 人才可能对万物都保持深切的仁爱、关怀, 把天地万物看作是与自己的生命密切相连的。在这种价值来源的共识上, 儒家生态伦理可以建立“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生命共同体, 将宇宙生态系统真正视为人与万物之共生、共存的生命家园。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整体, 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 但动植物也有自身的价值。阳明肯定天地万物都有内在价值, 要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所以, 这并不是所谓的生态环保的思想, 而是更大、更深厚的生态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 人与万物虽然都是天地所生, 但二者又有所区别。阳明指出:“惟是道理, 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 把手足捍头目, 岂是偏要薄手足, 其道理合如此……《大学》所谓厚薄, 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阳明所言“良知上自然的条理”就是“差等之爱”, 亲亲、仁民、爱物, 是有差别的。在他看来, 人类取用自然资源、食用动植物, 这本身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也是保持着一种生态的平衡。从亲人到他人再到万物, 仁爱的表现是越来越疏远的, 这并不是说越来越不重要, 而是区分方式和层次的不同。阳明主张从工具价值的立场取用生态资源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内在价值。

儒家早就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但人类的需求又是无限的, 为了更好地解决二者的矛盾, 儒家主张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 节制人类的欲望, 以求得永续的利用。但永续的发展并不是为了人类, 儒家强调的是人类的生命的光环, 仁者与万物为一体。

二、阳明心学的历史影响

(一) 对我国的影响

阳明心学产生后影响巨大, 朝廷大臣、学者士大夫、贩夫走卒当中, 都有阳明的信徒, 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张, 摆脱了长期的文字训练和经典阅读, 是一种简单直截、当下即是的工夫, 引发了中下层老百姓的极大兴趣, 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运动, 构成了对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的冲击, 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明亡以后, 清代阳明心学受到打压, 但被誉为“同治中兴名臣”的曾国藩, 一生都崇拜阳明、效法阳明。近代以来, 孙中山、蒋介石、杨昌济、毛泽东等都十分强调阳明心学。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就包含有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蒋介石特意把台北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导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也是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忠实信徒, 在他的影响下, 毛泽东认真阅读了《王阳明全集》, 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 大致就是按照阳明心学的路子阐述的。

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也受惠于阳明心学。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大师熊十力主张“保任良知, 去向事上磨练”, 他自己也说, 其哲学体系中的“仁”“诚”“本心”“本体”等范畴就是阳明所讲的良知。牟宗三创立的“道德形上学”特别强调良知本体, 直接继承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唐君毅先生讲生命的真实存在, 讲心通九境, 也包含着对阳明“心外无物”思想的继承。

(二) 对日本的影响

阳明四十二岁时, 曾在浙江与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会晤。桂悟东归, 日本始知有阳明心学。明万历年间, 阳明著作就传入了日本, 被称为江户儒学鼻祖的藤原惺窝就读过《阳明文录》。十六世纪中期, 中江藤树最先在日本传播阳明心学, 被称为日本阳明心学的“元祖”。中江藤树之后, 出现了三轮执斋、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阳明心学大师。三轮最先注解了《传习录》, 这个注解本甚至早于中国本土。佐藤提出朱陆(王) 会同的理论, 从而使得日本阳明心学成为幕府之学, 具有官方地位。大盐则将张载太虚说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 发展了阳明心学, 他本人甚至在阳明心学的鼓舞下, 领导了大阪农民和都市贫民的起义, 虽因失败而自杀, 却发出了倒幕运动的信号。稍后的维新志士如梁川星岩、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 都是阳明心学的信徒。他们以阳明心学为团结下层武士、平民的纽带和行为动力, 开展倒幕和维新运动。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 已经是国际学界的共识。冈田武彦先生甚至认为, 中国阳明心学在明亡以后, “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难”, “然而在日本, 阳明学则得到了彻底的发展”。

(三) 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半岛大约在阳明逝世前后就已经了解了阳明心学, 有“朝鲜朱子”之誉的李退溪甚至撰写了一部《传习录论辨》, 专门驳斥阳明心学。退溪的巨大影响力,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朝鲜阳明心学的发展。但他本人却有很明显的心学倾向, 甚至提出了与阳明心学颇为相通的“心即理”命题。17世纪时, 郑霞谷潜心研究阳明心学, 开创了江华学派, 一直流传至今。同时, 阳明心学的实用因子也影响到作为民族启蒙思想前兆的实学派学者。实学思潮主要流派的重要学者, 如李瀷、朴齐家、丁若鏞等无不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朝鲜近代实学思潮代表学者朴殷植更是力图通过阳明心学实现“儒教求新”的目的, 将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 开展了名为“大同教”的宗教运动。所以钱明认为, “阳明学乃是朝鲜实学思潮产生的重要哲学基础”。

阳明心学作为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资源, 在各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越是重要的思想家, 其内在张力越大, 矛盾也就越大。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 王学体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王阳明倡导致良知本意在从士人内心唤起维护仁义道德的自觉性, 但只强调内心的道德自觉则有忽视客观规范、标准, 漠视礼法仪节的倾向, 后来成为不道德的人掩饰自己丑行的借口, 所以王门后学中有些人流于狂禅, 不务实事, 无关修养。阳明心学是在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克服了朱子学的一些弱点, 同时也有自身的弱点, 也需要朱子学的补充。

三、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及其意义

(一) 挺立道德主体

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 其实是由其本身的特质决定的。阳明心学本身就是自由活泼、积极主动的, 极具创造性。它的第一个根本特点, 就是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 即道德自由。阳明心学告诉我们, 良知是心之本体, 知行的本体。人是有良知的, 人应该不断地发明良知、实践良知, 振起人的精神生命。“致良知”是学问修养的灵魂与第一原则。他告诉了我们一条道德人格的上升通道, 彰显了人性本来的光辉, 强调人性的光辉不仅要照亮我们自身, 甚至还要照亮他人。人不应该向下沉沦, 不能为物欲所遮蔽, 不能陷入异化之中而否定自我的人性。这一点, 可以唤醒现代人冷漠的、功利的、庸俗化的心灵, 反抗当下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 拯救当下的生态危机、信仰危机、道德伦理危机。当下社会, 青年人心理疾病增多, 人心进一步被腐蚀。一些所谓不负责任的社会学家拼命鼓吹不正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同性恋等。虽然同性恋应当受到尊重, 但尊重同性恋的同时也要重建健康的家庭伦理, 这是社会安定的基础, 也是培养子孙后代的重要根基。

(二) 提供生态智慧

王阳明对自然万物, 包括草木、鸟兽、山水、瓦石等, 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 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发挥了孔子的“仁爱”与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 在他看来, 不仅是动植物等自然之物, 甚至人造之物(如瓦) , 因其源于自然, 又是人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物品, 也都有生命, 都有存在权利, 都要顾惜。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整体, 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 但动植物仍有自身的价值, 体现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

王阳明的“致良知”, 就是把“真诚恻怛”的仁爱之心发挥、扩充、实现出来, 去应对万物, 使万物各安其位, 各遂其性。“致良知”包含着从人性上反思自己, 反思人的贪欲、占有欲及人对自然万物自身权利与价值的不尊重,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过度取用与开发。

(三) 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大众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认可书本上、讲堂上的道理, 但离开书本和讲堂后却难以躬身实践。知行合一其实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的。做不到是因为还没能理会得透, 理会透了自然做得到。阳明心学告诉我们, 要在日用伦常之间, 在礼乐刑政之间, 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发用出来, 用来敬老爱亲, 用来修身齐家, 用来尽伦尽职, 为政理事。做一分, 就体认一分良知, 体认一分良知, 就要行一分这个道理。这一点, 可以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四) 涵养官德

阳明的亲身经历也提醒我们, 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社会风气不好, 主要在于官德不好。阳明在解释“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时, 特别强调在明明德的基础上亲民。子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为政者要修身以德, 以仁德为核心价值, 引领和实现政治的正义。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 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为官不讲官德, 就是违背良知。进一步说, 亲民就是要以民为本, 视百姓为骨肉亲人, 尊重民心民意, 体察民间疾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 阳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 将社会教化、社会治理以及具体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 治理了很多难治之地, 实现了民不骇政、四方咸宁。阳明的为官之道, 对于今天加强党员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均有借鉴意义。

结语

阳明心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四百年来影响深远, 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学习王阳明思想的重要性, 指出要用王阳明唤醒世人内心的良知, 推进改革攻坚和反腐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都是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 值得我们慢慢品味、躬身实践。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珞珈书生郭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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